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如何开家庭会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在工作中以身作则、一心为公、勤恳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时时处处严以律己、不搞特殊，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十分注重言传身教家人亲属们也这样做，有时还专门召开家庭会议来统一思想，严加管教，集中解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必要的家庭会议，真正成了他们严格治家行之有效的可贵法宝之一，令人尊敬，感人肺腑，值得传颂。

毛泽东：针对不同对象召开内容迥异的家庭会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家有7人在红都瑞金工作。除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外，还有他的大弟毛泽民，当时任国家银行行长；小弟毛泽覃，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受毛泽东的牵连，一度成为“邓、毛、谢、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曾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毛泽东、毛泽覃的岳父贺焕文，曾任中央政府的文印员；岳母杜秀，系叶坪列宁小学教员。

毛泽东一家人分散住在叶坪，平时很少聚在一起。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天气已经转冷。当时杜秀住在老乡谢来庆家。一天，毛泽覃、贺怡夫妇来叶坪看望杜秀，杜秀正和毛泽东在谢来庆家门口坐着，谢来庆的老婆见他们来了，就端了几张木凳出来，毛泽东便让他们坐下。

几句家常话过后，毛泽东问：“不知泽民在不在？”接着又说，“算了吧，不要去找了，我们开个家庭会吧。”

听说要开家庭会，谢来庆的老婆转身要走，毛泽东却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家的成员了，多一个人更热闹些。”

在附近几个小孩唧唧喳喳玩笑的伴奏下，毛泽东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一，毛泽覃的性子急，要改，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二，你们要踏实投入工作；三，你们在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两点，一是上级精神，二是群众的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大多数，想到人民群众。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又借助大多数人的力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随后，家庭成员作发言讨论。

就这样，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这个家庭会井然有序地进行下去，一家人在一起坐了有两三个钟头才散去。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日子艰苦、环境简陋时要举行家庭会议，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岁月，各方面条件都逐渐改善了很多的情况下，他依然适时地召开家庭会议，教育家人们不能搞特殊化，要艰苦奋斗。

谈起父亲的家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父亲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她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求他们要艰苦朴素。解放以后，要求他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还要求他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尊重，要对他们友好。

让李敏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

一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了一桶咖啡和牛奶等，要给毛泽东的孩子们改善伙食。大师傅就给孩子们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面包、黄油，孩子们兴高采烈、美滋美味地享用了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平时，他们的早饭都是简单的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蒸出来吃，这在当时是再普通不过的标准饮食了。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对孩子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会上，毛泽东首先让大师傅报告了每个月的伙食标准，然后严肃地告诉孩子们生活不能超标。他批评孩子们不许这么吃，要求他们吃中国饭，要喝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是中国的面包，香得很。

孩子们有的觉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黄油都要挨批评，有点过分。李敏作为毛泽东的长女，还能够接受这种批评，毕竟她苦吃得多些。她曾经在苏联挨过饿，当时没有面包吃，就吃馒头喝稀饭，觉得也挺不错。而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由于年纪太小，被父亲批评后一下子就哭了。因为这也不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她觉得很委屈。

那时，他们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说：“后来我儿子也穿他爸爸穿过的衣服，妹妹穿哥哥的衣服。”

其实，并非他们没有条件过得好一些，当年一些国家元首送给毛泽东的贵重礼品，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就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东西从未落到过家人或孩子们的手中。李敏说：“我们这些孩子大都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看到。”

在毛泽东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以后，毛泽东就不再补贴他们家用，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李敏说自己参加工作后，就从未向父亲要过钱，父亲也说到做到，从未再给过她一分钱。

朱德：谆谆教导子女要同人民共艰苦

1962年，是我国经济特别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他的儿孙们召集到家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朱德说：“平时你们都在集中精力忙工作、忙学习，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

接下来，朱德就一五一十地给孩子们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然后，朱德语重心长地提醒孩子们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家的生活应当艰苦朴素，要多想一想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的困难。”

开饭时，朱德往饭桌上摆了马齿苋、苦苦菜、野苋菜等。

孩子们刚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是什么菜呀？多难吃啊！”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边告诉他们是什么菜，一边耐心地说：“现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不能例外。”

朱德接过话头说：“毛泽东主席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你们几个上学的以后就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可不能搞特殊啊！”

孩子们接受了爷爷的教导，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住到了学校。

孩子们住校后，周末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便让他们到机关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并且严格规定他们吃饭的定量。一有空，朱德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地教他们刨坑、施肥、浇水和点种。种下的南瓜、西红柿都长得很好。就这样，在朱德的教育、指导和督促下，孩子们学会了种菜、洗衣服，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以后，孩子们成家了，朱德还经常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甚至还具体指导儿孙们安排生活，力求节约。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女儿朱敏亲笔题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此，朱敏曾经说过：“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刘少奇：开家庭会杜绝亲属求他办私事

1959年国庆节期间的一天，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附近的小会议室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在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家庭会，参加的人员除了他自己的全家（有他的爱人王光美，还有几个孩子）之外，还有几位亲戚。

刘少奇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呢？原来，有些亲戚看到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就跑到北京来找他为自己办点事，有的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有的想要点东西，等等。刘少奇不给他们办理，他们便有了一种埋怨的情绪。刘少奇认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刘少奇环视一下小小会议室里在座的各位，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曾经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了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以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桌子周围坐20来个人，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从开会的人背后，只能走过一个人----笔者注），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会议的。”

刘少奇稍许停顿，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么事开这个家庭会呢？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来开个会。”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消息传到刘少奇的家乡，他的一些本家和亲戚便以为，刘少奇在北京当了大官了，办事一定特别容易了，亲戚们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了。于是，他们通过写信、托人和找上门来等方式，要求刘少奇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单位等。这年国庆节前夕，刘少奇的侄女和几个亲戚又为一些事专程找到北京来了。而1959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庆日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国事活动日程显然排得满满当当的，特别繁忙。但是，当他了解到这些本家和亲戚们的不正确想法后，感到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次专门的思想教育。于是，刘少奇就决定在国庆节期间，抽出工夫来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这一天，他就让秘书刘振德通知全家成员和来京的亲戚到他的小会议室里召开家庭会。

刘少奇又吸了一口烟，继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当农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原则，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

屋里静悄悄的，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刘少奇说着站起身来，一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亲切地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

对于一个侄女要一块手表的问题，刘少奇走到他的那个侄女身边，停了下来，慈祥而又认真地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艰苦朴素，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决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你说对吗？”侄女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那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60元送来给刘少奇，只要刘少奇说一句话，侄女的表就解决了，但刘少奇没有这样做。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一些熟人想靠刘少奇的关系找工作。确实，在有些人看来，帮助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就是他一句话的事情。然而，刘少奇就是不说这一句话。

刘少奇又转向大家，意味深长地说：“在你们看来，帮助安排个工作，那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但是，这一句话我不说，也不能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国家与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吃饱了，穿暖了，就应该好好为国家工作，要为国家争气。”

刘少奇在会上说的话，虽然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像一阵阵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到会的家人和亲戚们的心坎里，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意见。

从那以后，刘少奇的亲属很少再有人请求他办私事了。

周恩来：两次家庭会议严讲“过五关”

中国历史上，一代武将关云长曾以“过五关斩六将”的英武威风而著称于世，家喻户晓。但是，周恩来要求周氏家族成员“过五关”的严格家训，未必人人都知道。

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却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一般发自真心地去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媳、侄女和侄婿等晚辈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而且鉴于只有星期天大家才都休息，所以这两次家庭会议都是吃过中午饭以后召集起来开的。

8月2日下午，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给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来讲自己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是一个封建的没落的官僚家庭，先把这个定位定下来。他从自己的祖父讲起，讲到自己的祖父曾当过封建官吏，尽管官不大，但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因为全家是靠做官吃饭，这个官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到清廉。他还专门说了，周家没有土地，所以称不上什么地主，自己有一院房，也就是个十几、二十来间。这个封建家庭后来已经贫困潦倒，等他懂事以后没有任何职位，而且他从小靠典当生活、过日子……但是不管怎么讲，这种家庭的背景，潜移默化地对周家每个人会有些影响。

接着，周恩来讲了他的上一辈和他这一辈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说他从小读的是私塾，到辽宁铁岭学的也是书院，后来到了沈阳，这样就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到了天津更是现代化的教育了。他说自己由最初接受的封建教育，到资本主义教育，再到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最终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所以，他现在的思想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凡此种种，周恩来通过给亲属们讲家史尤其是他自己的成长历程，来让大家提高认识，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他认为，要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的另一次家庭会议就更为生动、深刻与发人深思了。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具体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要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会颠倒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

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周恩来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回原籍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又对一个侄儿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在严肃与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

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通过这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在与亲属和晚辈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仅以一个普通家长或家庭成员的身份谆谆教导大家要过好这五关，同时他还以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庭以身作则。周恩来个人的一言一行，无不与他对别人的要求相一致。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受到晚辈们的崇敬。

周恩来总理对人们的爱是很深厚的，他对亲人的爱因为那么忙没有时间更多地表现出来，但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成长，才能够正常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1976年1月15日下午，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周，邓颖超还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来源：《人民网》）